潮涨潮落，生活在海边的人们，自然是要靠海“生活”。1952年出生的林立冬，是家中长子，有2个弟弟和3个妹妹。作为老大的他，早早就出来打工了。年仅16岁的他跟着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，割割猪草、放放牛，长大后，就和大伙儿一起出海捕鱼了。

第一次出海，林立冬不到20岁，那时的他既害怕又激动。同艘船除了“船老大”年长些，其他人都和林立冬一样大，“船老大”让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。“那个年纪有一身使不完的劲，钉桩、收网这种体力活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我们的日常任务。”钉桩，是指打下固定渔网的两个桩子。渔民们有条约定俗成的规矩——谁先钉桩，圈定的海域范围就归谁捕捞。林立冬说，有时候也会组团钉桩，比如说这几户人家今天想捕一种类型的鱼，他们就会一起去这种鱼常出没的海域钉桩。

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在那辈人的概念里，学会捕鱼这门手艺，以后就不愁吃喝了。可那个年代正是吃不饱饭的时候，家里劳动力少，兄弟姐妹又多。“弟弟妹妹小，干不了农活，但他们都要吃饭长身体，压力很大。”回忆起那段日子，林立冬眼中闪着泪光。捕鱼最忍受不了的，便是涨潮的时间不固定，出海的时间得跟着潮汐走，特别是大冬天，三更半夜开船出去，冷得要命。“每到冬天，手上脚上长满冻疮，肿得跟馒头似的。”

没办法，这都是为了生活。每次一回到家，林立冬就把已经冻红的双手双脚放到炭火旁烤。冻疮受热后又胀又痒，但想着此行颇有收获，他还是感到了欣慰和满足。“作为大哥，看到弟弟妹妹们吃饱穿暖，就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。”就这样，过了一年又一年。经过大风大浪的洗礼，林立冬从一个白净稚嫩的少年长成了皮肤黝黑、身强力壮的青年。

在他快而立之年时，迎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东风。“从那时起，捕鱼赚得的收入渐渐多了起来，大家的捕鱼积极性也越来越高。”林立冬回忆道。休渔制度实行前，林立冬几乎每天都要出海捕鱼。据他描述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涨一次潮可以捕获2000多斤大黄鱼，一斤大黄鱼卖3毛钱，一天赚600元。回想起曾经的“小辉煌”，林立冬脸上喜滋滋的。

如今已是72岁的年纪，林立冬身体依然很硬朗，几十斤重的渔网，他一个人扛着可以走一里地。他依旧出海，但只限于9、10月份捕鱼旺季的时候，其他时间由两个儿子出去捕鱼。

“渔二代”在洋涨码头边长大，对于捕鱼从小耳濡目染。“他们小的时候，有四五年是他们妈妈陪我出海的，很辛苦。后来孩子大了就教他们捕鱼，这也算是传承。”林立冬说。两个儿子已经四五十岁，都已安家乐业了。林立冬有两个孙女、一个孙子，大孙女读幼师专业，已经在实习，最小的孙子也上小学三年级了。他说，两个孩子不用他操心，生活也过得去。他和老伴的身体都很健康，不出海时，就在家里补渔网，做些杂事，他很满意这样的生活，觉得很幸福。

码头上，一艘渔船靠岸了，岸周围的芦苇花轻轻摇摆，是林立冬的两个儿子捕鱼归来，他们拿着刚捕获的新鲜海货，高高兴兴地搀着老父亲坐上车，回家吃午饭。迎面吹来凛凛的海风，虽是数九隆冬，但大家的心里却暖烘烘、甜蜜蜜的。（仑语工作室 吕姚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