葛仙翁信俗与葛洪

       葛洪信俗是在葛洪信仰基础上，经过长期演绎而形成的一种民间风俗习惯。这一信俗以崇奉和颂扬葛洪的济世行善（悬壶济世）与慈孝仁爱精神为核心，以祭祀仪式、民间习俗和故事传说为表现形式，承载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企盼，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一个极具特色、并值得深入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。正因如此，2012年，“葛仙翁信俗”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第四批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　　葛仙翁信俗与葛洪密不可分。因此，研究葛洪信俗自然离不开对葛洪其人的认识，而要认识葛洪，就需要将他置诸其所处的时代。大家都知道，葛洪出身世家贵族，他为学博洽，著述丰富，是东晋时期道教理论家、医学家、炼丹术家。作为道家，葛洪少好神仙之术，追求提炼出能使人长生不老的“丹药”，但在采药炼丹过程中，却掌握了一些化学知识和药物学知识，在周游各地过程中，他就地取材，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不少价廉效显的常用药物，于是葛洪成为百姓心目中的救世神道，成为“济世行善”的化身，而受后人崇拜。同时，葛洪作为道家人物，葛洪又受儒家文化影响，他在16岁时，已读过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诗》《易》等儒家经典。《晋书·葛洪传》载:“洪少好学，……遂以儒学知名。”他也承认：儒家倡导的忠孝，是洗濯垢涅、抑情遵宪、入德训的要道（《外篇·崇教》）。这样，在他的道教理论中又渗透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。因此，葛洪本质上是一个由儒入道，道儒合一的人物，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出魏晋时期封建士人的心态：一方面，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，希望积极入世，建功立业；一方面，政局动荡的现实社会又使他深感失望，希望得道成仙，超离现实。这一矛盾的结合，体现在葛洪身上，就如乐炳成、王重光先生在《宁波葛洪遗迹与民间信仰》一文中所说的：“‘得道匡世’成为葛洪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。”其代表作《抱朴子》，本质上就是一部把道教神仙理论与儒家伦理有机结合的道教经典，其中所体现出的主流思想是“匡世”，而非“遁世”绝俗。

　　葛洪孝道文化

　　葛洪在建构道教理论过程中，积极援儒入道，提出了道教秩序、道本儒末、忠孝成仙、戒律护道等道教思想，对中古道教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可以说，儒家伦理观是其建构道教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，儒家伦理成为其道教学说的重要内容。在道先儒后、道本儒末的前提下，葛洪认为道儒互相补充，相辅相成，修道离不开修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儒家文化重要内容的忠孝自然成为吸纳的重要内容。《抱朴子·内篇》曰:“欲求仙者，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。若德行不修，而但务方术，皆不得长生也。”“不忠不孝，罪之大恶。”忠孝、修德不仅是世俗社会的人道之本，也成为神仙世界的仙道之本，从而把忠孝道德引入宗教修行实践中。至于葛洪为什么借助儒家伦理来构建其道教学说，不外乎以下原因。

　　其一，葛洪早年熟谙儒家学说，儒家的伦理道德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出身门阀家族的葛洪，也曾是积极追求事功的人物，参加过统治阶级的军事、政治活动，对儒家伦理的教世功能有着切身的体会。

　　其二，两晋时代的道教理论本身上需要充实完善。借助儒家学说以充实、改造、发展道教，自道教产生以来即已展开，至两晋渐成为一种趋势。而葛洪正是这一趋势的顺应者和实践者。

　　其三，道教需要获得国家政权的进一步认可、支持。道教学说只有更紧密地与伦理纲常和法律规范结合在一起，才能获得新的生存、发展空间。虽然，在魏晋时期，儒学失去了独尊地位，形成“三教”并存局面，但其统治学说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，作为道教理论家的葛洪主动吸纳儒家纲常伦理，以获得统治者的信任与支持，得到更大的发展。

　　（参见：郭树森、陈金凤《葛洪儒家伦理观与道教理论的建构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11年第1期）

　　葛洪信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

　　葛洪信俗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，不少地区都有不同形态的葛洪信俗，但以葛洪生日为中心的信俗，却集中分布于宁波，而北仑灵峰又形成了“以佛融道、道佛共存”这一奇特的葛洪祭祀信仰习俗，成为北仑当地现存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。这一文化遗产，不仅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，而且在当代具有教育意义（济世精神、慈孝仁爱）和经济开发价值，值得保护、传承和开发利用。事实上北仑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。总结已有工作，我认为，着重可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，推进政府、企业、高校三者联动。

　　一、全面整理葛洪信俗的相关资料（研究成果、活动成果、民间调查），汇辑出版，以扩大社会影响力；

　　二、加强葛洪及葛洪信俗文化研究，依托高校、研究机构，打造研究中心，提升学术影响力；

　　三、规划灵峰山为中心的文化旅游、休闲观光旅游项目，打造旅游品牌，使文化资源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。